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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竹到经济台不久，一天晚上，江缘市发生了一起酒后驾车撞死人逃逸案，各路媒体纷纷进行报道。几天后肇事车辆找到了，司机也被抓了起来，媒体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报道，很快就都消停了。
一周后文竹却针对这事又发了个录音报道，里面“肇事司机”的妈妈号啕大哭，说他儿子那天晚上根本就没出车，一直跟她在一起，她儿子冤啊，不该去蹲监狱。
文竹道：“目击者称，肇事司机剃光头，你儿子恰恰是光头，而且他已经认了罪。”
“肇事司机”的妈妈哭着道：“我儿子肯定是被逼无奈的啊——他一直都剃平头，从没剃过光头，就这两天才剃的——不信，街坊邻居你随便问去！”
接下去是文竹跟目击者的一段对话，目击者称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察看过死者，那人剃光头，很胖。
文竹采访了“肇事”司机所在公司的老板：“有目击者称肇事司机除了剃光头，还很胖，现在被抓司机虽然剃光头，但很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事你不该问我，我没有发言权。他是我的员工，我当然希望他没事。但这也不是谁希望不希望就能解决的事，凡事都得讲证据。话又说回来，目击者也有记不清楚的时候。”
“是啊，比如您就很胖，也剃光头，可是没有证据谁也不能随便怀疑您。”“那是当然！——你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您讲一讲事发时您在哪里，也好澄清一下，因为有人怀疑您，还说因为您母亲是副市长——”
“住嘴吧你——这事跟我妈有什么关系？！你个小记者——我可警告你啊——小心犯诽谤罪！赶紧把你那破玩意关了！”
文竹的报道不过一分多钟，却像一颗炸雷，瞬时震动了整个江缘市。
文竹的报道是晚六点首播的，应该在第二天两次重播，却没有重播成。因为赵兴荣在报道播出后不久就接到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宋勋的紧急电话，叫她赶紧把报道撤下来。
第二天一早宋勋就赶到了经济台，听了磁带后拍着桌子连说“乱弹琴”，又冲赵兴荣大发雷霆：“记者幼稚还有情可原，你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又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现在是一台之长，对新闻报道要负总责，要把好关，怎么还总这么幼稚呢——这种事情该怎么处理难道也搞不清楚么？！”
宋勋又把丁阔雄和文竹叫来谈话，劈头盖脸责问文竹：“你是怎么当记者的——不知道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吗？现在案件正在审理中，得出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偏听偏信，想怎么报就怎么报？！”
转过天来江缘市的各主要媒体又铺天盖地报道了一番酒驾肇事案，也都采访了那位“肇事司机”的母亲，那女人说他儿子早就剃了光头，那天晚上也没跟她在一起，他是偷着开老板的车出去玩了，之前她是为了救儿子才编瞎话的……
经济广播电台两周年台庆前夕，市里给他们派来了一位叫万守章的新台长，赵兴荣升任为书记。
万守章入主经济台三天后，一个叫宁新艳的中年女人从郊区电台调到了经济台，在例会上露脸后，被万台长宣布为新闻部主任，原新闻部主任丁阔雄调到后勤部当主任。
宁新艳可不似丁阔雄那样永远一脸严肃，她爱笑，因为人胖胖的，笑容便也显得特别温暖亲切。
宁新艳一到任立刻就废止了丁阔雄从前搞的那一套所谓“新闻改革”的工作方法，按新闻界通行的老办法给记者们分了“口”，安排所有记者“对口采访”。
对记者们而言，采访和写稿突然间简单轻松得不可思议——照材料一扒就是一篇稿子，动辄车接车送，酒宴款待，领纪念品拿红包……记者们立刻眉开眼笑了，一时间好像全都从天空降落回了地面，彼此嗅嗅，原来大家都不是仙人，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味也都不是什么远大理想、救世主情怀，而就是七情六欲……
记者们全都喜欢上了宁新艳，对万守章也有了好感，再回首过去，简直以为走了段弯路。
赵兴荣名为升职，实则被架空了，一时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立和孤独，感觉中就好像是自己的亲生孩子给人从怀里硬生生抢了去，马上就教育成了违背她意愿的另一种样子。作为母亲，她曾为这个孩子付出了整个生命的代价和全部的爱和希望啊，可是眨眼间全毁了……
赵兴荣有一个幸福又值得自豪的童年。她爸是抗战时期就参加了八路军的老革命，建国后回到老家江缘市，先在法院工作，后被调到市政府，在赵兴荣8岁那年出任了江缘市常务副市长。
赵兴荣还在很小的时候就显出了早慧的特征，3岁可以背诵**诗词，4岁能歌善舞。5岁那年夏天作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首诗——后来她妈一高兴就跟人念叨，说她那天蹲在洒满阳光的屋地上，身上的大围嘴像个大灯罩一样整个地罩住了她，她小得像只小蚂蚁，含着根手指头，却对着地上的阳光若有所思。忽然她把手指头从嘴里拔出来，往地面上一指，抬头冲着窗外脆生生道：“太阳公公，你为什么跑到我家里来呀？是不是外面太热了，你来我家躲阴凉啊？”
——从此她就爱上了诗。
然而赵兴荣虚岁10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多久她爸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了。她弟弟赵兴达刚出生没几个月，他们全家下放到了农村。
几年后，随着“文化大革命”*期过去，赵兴荣她爸因“老革命”的政治背景，查无历史问题，被落实政策调回了江缘市，分派到一所中学当了副校长。
赵兴荣就在那所中学上学，学习刻苦努力，一直名列前茅，只是终日里悄无声息的，永远独来独往，又总是挺胸抬头目视前方的一副样子，有同学说她端臭架子，瞧不起人，实际上是她的思想认识跟同龄人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有一次赵兴达意外地从家中小棚子里发现了一个尘封的箱子，打开一看，是一批已经发了霉的图书，除了“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外，竟还有好几本外国文学名著，有《红与黑》、《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她偷偷地全看了，记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很多心得体会，从此便有了独立的思想，也有了关于人生的种种追问。
赵兴荣高中毕业后到针织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上班没几天“四人帮”就倒台了，很快“*事件”被平了反，全国各地到处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她爸后来也恢复了常务副市长的工作。
赵兴荣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亢奋，也一样对人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她模仿《*诗抄》写了大量诗歌来抒发这种情绪，后来在大学里写的朦胧诗也正因为常常涉及“祖国”和“民族”，饱含着无限的深情和创痛感，才被人叫做“小舒婷”的。
时间*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第五期上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标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潘晓在信中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这封信瞬间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全民性大讨论。赵兴荣也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给《中国青年》去了信，信中说困惑源自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源自一个民族的精神支点突然崩塌了，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要重新颠倒过来，创痛与困惑都在所难免……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让人的个体生命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自由发展，这就取决于一个道德与秩序高度建全的政府……
往事已矣，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让赵兴荣充满了留恋，有时候想想也仿佛就在昨天，所以很多时候她总是忘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了，感觉中也还有立刻就跳上桌子发表演讲的激情和勇气。
赵兴荣承认她有幼稚的一面，李仁泽说她一直都天真地以为自己很有思想，也很理性，以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实际*就是一个既感性又*的人，在政治上极幼稚。
在赵兴荣眼里，李仁泽倒是不幼稚，一眼看上去就有一种官场上特有的清醒又冷静的气度，却与她爸的气度不同。她爸的清醒与冷静里透着表里如一的正气，李仁泽却是眼睛后面生眼睛，透着“世事洞明”的“学问”——在她看来就是圆通与世故，是让她非常反感的。
赵兴荣越来越觉得她嫁的人和当初爱的不是同一个人。当初的李仁泽多有才气、多有激情啊，永远以欣赏的眼光看着她，常跟她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批判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于连，跟她一样向往打烂世俗枷锁、灵魂自由的生活……
她说李仁泽丧失了个性，完全彻底地官场化了。李仁泽说个性只有服从于共性才能变得强大，否则迟早是要毁灭的……
赵兴荣道：“你去做河底圆滑的卵石吧，我就是要挺立成山的模样！”李仁泽笑道：“迟早你还是要被冲刷成卵石的。”
李仁泽的话确实挺刺激赵兴荣的，因为她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直都在经受冲刷，一些棱角被打平削掉了，痛入骨髓……她知道对任何人而言冲刷都不可避免，她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足够强大，也好经得起冲刷，可是……
赵兴荣却不知道，另一场更深刻的危机正在前面等着她。